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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N #原则 #政治

很早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尽量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不谈自己的立场,不与他人争论政治问题。

因为我深知,政治的背后是立场,立场的形成源于教育,而我国几无教育而全是意识形态,以至于培养了许多这方面的「懂王」(巨婴)。在懂王的世界里,立场先行,没有理性,没有逻辑,陷进去就如陷进沼泽,无法脱身。

我的选择是,眼不见心不烦,不发表、不争论、不说服。经过这几年一系列的魔幻现实事件,一些所谓的「朋友」时不时跳出来发表自己的高论,统统都被我送进黑名单躺着。因此,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朋友圈再没有嘈杂的声音。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把自己圈起来,陷入信息茧房吗?首先,这不是信息,这是立场。其次,作为一个成年人,该懂得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而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最后,不要试图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思想。

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说的诡异环境里,学会保护自己。
63/N #政治 #历史

最近在读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作者的祖父是瞿鸿禨,清代末期的军机大臣,在与庆亲王及袁世凯斗争中败下阵来,被罢官回乡。

我之所以了解这段历史,是因为前段时间刚看了《走向共和》。当我看到瞿同祖这个名字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瞿鸿禨,因为这个姓很少见,且大家之前人大概率也是大家。

地方政府,具体来说是州县官政府,是接触百姓的权力末端,这也是我对此书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此前我曾尝试阅读新出的《县乡中国》,然而读了几次都没读进去……这次我打算看看前朝的「县乡中国」。

地方官员面临的困境是普遍的——钱少,事多,离家远。一个知县,每年的常俸竟然只有几十两银子,即使后续增加了养廉银,也依然远远不够,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利用「陋规」来获取其他收入。为了避嫌,他们不能在本省工作,对于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新上任的官员需要依赖大量的本地人,同时提防本地人的各种渎职行为。

即使地方官员那么辛苦,但还是吸引着大量的人。当上县官,即使收入少,但可以在默认合法范围内利用大量陋规赚取收入;如果你不是县官,那么你就是被陋规剥削的人。
60/N #政治

今晚户外跑步,期间我重新思考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观点:即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加频繁,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成为未来的主要冲突形式

文明是一个高度概括的词,更加具象来看,是文化、观念、历史、习俗等方面。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得出不同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是我固有的认知。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相当于强化了我的想法,因此我读的时候很爽。

但,不同文明之间,真的那么容易爆发冲突,甚至会成为亨廷顿口中的「未来主要冲突形式」吗?

文明之间存在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文明之间的交流愈发频繁也是事实。各文明除了展现出不同之外,也在进行着「有机」的融合,而书中似乎对文明存在「融合」这一点未曾提及

除此之外,教育的提升,会让人们更加「文明」。从小到大,我看到过的许多冲突,不管是口舌之争,还是诉诸暴力,多是发生在教育水平不高的人身上──他们除了暴力,似乎别无他法了。而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解决的方式更多,也会更理智和克制,像是受到了教育的「约束」。这是教育的好处,也是教育的「后果」。

虽然这只是小样本的观察,且只是微观的个人现象,但也可以尝试套用到更宏观的国家、文明上去。理想情况下,人与人可以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国与国之间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我形成的初步观点是:文明之间存在不同是正常现象,但随着文明之间的交流沟通,加之教育的普及,有望引导文明之间进行深入的融合而非产生冲突,当然前提是正确的引导。

而产生冲突的原因,还得归结于利益。当然,很多情况下,政治家会利用其他东西包装「利益」这个拿不出手的理由,例如文明就是很好的包装,它足够煽动人心,且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

深夜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59/N #政治

今天读完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本好书。阅读的过程中,很容易想起李光耀的那本《李光耀观天下》。不同的是,李光耀经常能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表达宏观的事情,读得很过瘾。而亨廷顿则稍微晦涩一些,因为插入了许多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理论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素养,很容易看晕。

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1.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他把世界文明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对此我是感到疑惑的,具体部分同本评论的文明部分。

2.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西方正在衰弱,至少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衰弱,而亚洲文明正在崛起。

3.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界限重组,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即文明交界处)也变成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

4. 文明的冲突:这是本书重点部分。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微观层次来看,是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宏观层次来看,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

5. 文明的未来:是否引发全球文明战争,取决于世界领袖之间能否达成合作共识,并愿意维持多文明性质的世界。
38/N #政治

今天花了点时间看完了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其中,对于集体行动部分印象颇深。

周老师认为,集体行动的形成和突发,根植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定制度结构之中,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产物。

通过对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发现前者由于在国家统制之外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民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相反,社会主义体制下消除了各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边界,个人的工作单位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样的制度结构,恰恰对集体行动的发生有促进作用。

接上一段。由于没有缓冲带,国家可以有效动员民众,得以快速实现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然而,其隐患是民众大量的不满会直接指向国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引发集体行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开展了经济改革,引入市场经济,国家放松了政治控制,政治和经济也由集权控制变得分散化,这些都给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集体行动次数明显增多。

周老师认为,无组织利益之上的集体行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有极大冲击,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体改革周期动态变化的动力。

结合当下的「白纸运动」,对本章的理解又更深一层。但愿如周老师所言,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吧,目前已经看到一些了。

https://weiyexing.noto.so/2022-12-02
32/N #政治 #官僚

今天照常出门散步,路上看到许多纸飞机,好奇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好几处「SB」。纸飞机象征着自由、翱翔,上面的「SB」或许在骂那些限制了自由的人。

今日读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周老师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统制有两个基本维系机制──官僚体制和一统观念制度。而这两个机制又面临着多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困难压力,三个应对机制应运而生:⑴ 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以及逐级代理制的动态平衡;⑵ 政治教化的礼仪化;⑶ 运动式治理的「纠偏」机制。

第一个、第三个好理解,即自上而下的政策贯彻和自下而上的责任制,以及制度失败或局部有偏差时采取的运动式治理。第二点的阐述对我有较大启发。针对饱受诟病的形式主义,周老师提出其存在的必要性:不断强化一统体制的强征意义,强化人们之间对中央权威的认可,这些形式其实也是对一统体制的顺从和接受。正因如此,那些地方性、灵活性和「偏离」行为不会直接构成对一统体制的否定和挑战。

我理解其为地方官员的「务虚」行为,有了这种「务虚」才能更好地「务实」。

如果没有这些形式,则地方采取的政策一旦有所偏离,在一统体制下将很快被打击。由于有了「表面」的这些工作,地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较为自由的政策。正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办实事。」

可谓是无奈之举。

https://weiyexing.noto.so/2022-11-19 地方官员的形式主义
31/N #政治

旧书重读之《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这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剪辫案之所以“蔓延数省”是因为江浙官员没有及时报告情况,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叠降谕旨掉以轻心。……

同一天,一份明发上谕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行省官僚身上。……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做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劾。……

迄今为止,朝廷并未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它始终坚持首恶正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考虑到山东巡抚给官僚系统制造的麻烦及给朝廷带来的羞辱,吏部对他的惩罚是相当温和的。……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https://weiyexing.noto.so/2022-11-14
8/N #政治

何兆武在《冲击与反响:何兆武谈文化》中提到: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普遍性应是第一位,特殊性是第二位。近代化是一条共同的道路,并不存在说走哪国的路,尽管各个民族有各自的特色。

他指的当然是中国近代史的各项运动,洋务运动也好,百日维新也罢,当时吵得很凶的其中之一就是到底该如何定性这项运动。这样的艰难决策同样也出现在百年后的改革开放上,亦或是更早的「姓社还是姓资」站队上。《邓小平时代》里,有几处讲述了邓小平如何处理这些敏感的定位问题:一处是对经济特区的称呼上,强调其是「经济」特区而非「政治」特区,但其实特区依然享受许多政治上的优惠政策,而这些政策也在带动经济上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另一处是改革开放的「姓资」问题,他着重强调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而非走资本主义路线,从而堵住许多保守派的嘴,让大刀阔斧的改革得以进行。

晚上读了一会儿《死屋手记》。其中,总序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出了深刻的概述,很契合我的观点:一、陀氏的小说,是思想的小说,是剖视人性的小说,故事和情节只是他借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动起来的要素而已;二、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是对话化的,通过对话将自我意识外延,与其他的人物产生联系,甚至与读者产生联系,以至于读完陀氏的小说,脑海里总会回响其人物的自白或者对话来,久久不能散去。

https://weiyexing.noto.so/202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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